摘要：生产系统的有效性取决于技术与技能的适配性。人类生产系统已经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泰勒制发展到了新工业革命的温特制，如何顺应这一变革趋势，应对智能生产系统对技能人才的新需求，是职业教育研究亟需关注的问题。在分析生产系统变革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新挑战的基础上，建议从开展预测增强专业规划与调整的科学性，增强参与对接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积极融入构建紧密高效的校企共同体等方面加以应对。

关键词：职业教育   生产系统    技术技能适配关系   泰勒制   福特制   丰田制   温特制

作者简介：吕建强，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院讲师，博士；许艳丽，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技术进步与人类技能是生产系统的两个关键要素，其关系演化推动生产系统变革，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生动地指出，用何种工具、如何生产是衡量一个时代生产力水平的关键。用什么样的工具生产涉及技术进步，怎样生产关乎人的技能。因此，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是以“生产系统对能力的需求”为逻辑起点的。作为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转变，新工业革命嵌入了技术、管理和制度的系列变革，其本质是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化。[1]生产组织方式又是连接技术进步与技能需求的关键环节，技术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成为理解技术经济范式转型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2]回顾人类生产史，可以发现，生产系统大致经历了以泰勒制为代表的手工工场、以福特制为代表的流水线、以丰田制为代表的精益生产和以温特制为代表的智能生产四个历史阶段。中国已深度融入新工业革命，势必带来生产组织方式转型以及对人才技能需求的变革，进而对职业教育提出新的挑战。职业教育需要回应时代之变，调适办学策略，培养适应智能生产系统的高技能人才。

一、生产系统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生产系统（Production System/Manufacturing System）一般是指企业凭借一定技术或方法，将生产对象加工转换为具有一定功能产品的过程体系。[3]国际生产工程学会认为，生产系统是指制造企业具有设计、加工、交货、销售以及研发等综合功能的一种组织体系。[4]一定意义上，生产系统是制造企业的竞争之本[5]，只有生产系统具备竞争优势，微观层面的企业才能发展壮大进而推动宏观层面的产业转型升级。

（一）技术和技能是构成生产系统的两大要素

作为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生产系统有独特结构要素和特点。可以从结构意义、转换意义以及过程意义三个层面审视生产系统。首先，结构意义将生产系统理解为能经济地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人、设备和原料的组织。劳动者、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和生产信息等要素按照一定组合排列构成了生产系统，包含了硬件要素和软件要素。Trist和Bam forth将生产系统划分为人、组织和技术三部分；Winner等将生产系统划分为设备、技巧、组织三部分[6]；Zeleny则将其分为硬件、软件、脑件三部分。[7]这些划分实质都是将生产系统分为人、硬件和软件三部分。

其次，转换意义是将生产原材料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过程，目的是使生产效率达到最佳状态。[8]宏观层面的转换表现为开采原材料、原材料加工为工业原料、制造系统将工业原料生产成产品、产品经由流通阶段到达消费者。生产的产品在通过不同加工阶段的同时也被赋予不同的功效，进而给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效用。微观层面的转换可以理解为生产过程系统，整个系统由物料供应、物料运输、产品运输三个子系统构成。

第三，程序意义由一整套生产管理活动组成，通过对生产计划和生产过程的管理及调控实现将原材料转化成产品的目的，其中信息在系统中处于主体位置。Rousseau等研究认为，生产系统由实在、抽象和活动三个子系统构成，劳动者、基础设施及技术构成了实在系统；抽象系统涵盖了各种流程或规范；工作人员的活动及其引发的事件则属于活动系统。[9]本研究将生产系统简要划分为人、硬件、软件三个基本要素，其中，技术进步包含了硬件和软件两类要素，人在生产系统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生产系统对人的能力需求（图1）。

日本学者将生产系统中的人称为“湿件”，特指人类劳动者所承载的知识、技能、才干、经验等。人作为最特殊的生产要素，其灵活性可以承担操作者、设计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人的态度、情绪、能力和行为等直接决定了生产系统的运行效果。[10]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硬件和软件两类要素的变革进步。其中，硬件是生产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包含工作场地、生产工具和生产设备等；软件是指完成工作任务的各类程序、规则、制度等。可以说软件是连接硬件与硬件、硬件与人、人与人的纽带，通过协调处理生产过程的各类活动实现不同要素的联结。

（二）效率与柔性决定了生产系统的有效性

生产系统的有效性取决于效率和灵活性的平衡。社会技术系统理论（Socio-technial System）认为，技术只是社会变革的发起点，技术进步只有同其他社会因素有效结合才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人和组织同样是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11]从组织的视角而言，效率需要一个具有高度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层级化和员工化的组织形式，而这些特点又阻碍了灵活性所需的相互调整的流动过程。因此，组织面临着效率和灵活性之间的权衡。[12]权变理论认为，如果组织的设计符合其任务性质，组织将更加有效。任务简单而稳定，组织目标就是效率，则应采用机械形式；任务复杂且不断变化，组织目标就是灵活性，则应采用有机形式。

首先，效率（Efficiency）体现了生产系统的基础。效率被视为企业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不同产业类型最根本的基础和需求。[13]有效产出取决于整个生产系统即硬件、软件和人的有效运转。生产系统的各个要素往往是互相制约的关系，例如当劳动者的能力素质普遍偏低的工业化初期，工业生产主要依靠简单的机械设备和标准化生产来提高生产效率；当劳动者能力素质较高时就可以使用高效复杂的生产设备，通过整合各生产要素来提高生产效率。[14]因此，生产系统规划需要统合考量各生产要素的性质，有机结合人、软件和硬件以形成高效的生产系统。

其次，柔性（Flexibility）体现了生产系统的适应性。柔性表现为系统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强调系统在不增加额外耗费的基础上能够快速调整和变化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生产系统的柔性强调的是企业对内部生产过程调整和对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响应能力。[15]以员工技能为表征的人的柔性可以减缓市场需求变动的影响，降低人员流失、设备故障等突发问题，还可以缩减产品库存时间，缩短生产周期等等。[16]硬件的柔性主要体现在设备的专用性与通用性的平衡上。[17]软件的柔性表现为不同的流程组织方式的配合。柔性生产强调的是自动化所忽视的人的技能能够适应高质量的多种产品的生产需要。

二、从泰勒制到温特制进程中的“技术－技能”适配关系分析

回顾人类生产史，人类生产方式大致经历了手工工场、流水线、精益生产和智能生产等类型。与之匹配，生产系统中的劳动组织形式也先后经历了泰勒制、福特制、丰田制和温特制等模式。生产系统与劳动组织的演进体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和人类能力的不断升级（表1）。

（一）泰勒制：手工工场生产系统中的“技术－技能”适配关系

以泰勒制为代表的手工工场生产系统中的技术与技能是替代与互补的关系。第一次工业革命标志着制造业主导生产方式由单件生产的手工作坊向大量生产的手工工场转变，批量化和多品种是该生产系统的显著特点，更加明显的劳动分工开始出现。硬件方面表现为生产场所由手工小作坊转变为工场，生产动力由水力、畜力或人力等自然力逐步向机械力转化，生产设备逐渐由简单工具向大型、复杂的设备转化。软件方面表现为由于市场需求的扩大开始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了初步工场劳动分工体系，为了强化对工作过程的控制而产生了不同的人员层级划分。人的方面表现为劳动者由农民或工匠成为嵌入工场生产系统中的工人，其劳动任务主要是看护机器、接线等相对专业化的劳动，但由于机械化程度较低对劳动者的手工技能依赖较高。

手工工场生产系统的软硬件均不发达、机械化程度很低，机械只是人类劳动的补充，人处于整个生产系统的核心，对手工技能依赖程度较高。总体而言，工场手工生产系统的特点是低成本的小批量多样化生产方式，对工人的技能依赖程度较高。该类生产系统在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生产柔性方面有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伴随技术持续进步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市场需求变迁，手工工场生产系统日渐满足不了市场对产品的规模化需求，大规模单一化生产体系成为变革的方向。

（二）福特制：流水线生产系统中的“技术－技能”适配关系

以福特制为代表的流水线生产系统中的技术与技能是替代性的关系。受市场对产品规模化需求驱动，规模化和标准化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以福特创立的T型汽车生产线为标志，以品种少、产量大和销量大为基本特点的生产系统成为主导生产方式。这一阶段的生产系统在硬件上表现为熟练工人被机械设备大量替代，通过建立流水线式生产方式来减少熟练工人对生产过程的影响，以制造大批量、标准化、单一品种的产品。流水线生产把劳动者的分工极端细化，每个员工只负责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极细小的任务甚至固定动作，劳动者技能的重要程度日渐削弱，乃至蜕化为机器的附庸失去了发挥自身潜能的空间。

支撑流水线生产的是泰勒制劳动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将原本完整、复杂的劳动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操作，劳动者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和标准化，去技能化明显。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将工人划分为管理人员和一线劳动者两个群体，致使生产现场的“脑体”逐渐分离。同时，技术进步使生产设备持续更新换代，导致生产设备对熟练工人的大量替代，从“机器适应人”蜕变为“人适应机器”。工人的各种技能或经验在生产系统中的作用被持续弱化，而不断分解细化的劳动分工又加剧了这一趋势。[18]在大规模单一化市场需求条件下，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通过标准化生产所带来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是流水线生产系统的竞争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消费市场对个性化产品的追求和经济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生产系统开始向精益生产转化。

（三）丰田制：精益生产系统中的“技术－技能”适配关系

以丰田制为代表的精益生产系统中的技术与技能是互补性的。精益生产系统是在面对人力资源短缺和资金不足的背景下，针对灵活的市场需求所形成的一种生产系统，也被称为灵活性生产系统或综合性生产系统。精益生产理念认为，应根据市场需求变化适时调整生产系统，强调人在生产系统的核心地位，通过劳动者的技能柔性和结构柔性来实现生产系统柔性。[19]由于产品消费需求复杂多变，企业主要依靠产品质量取得竞争优势，硬件上主要采用多功能设备，垂直分解的生产环境。因此，员工的职能范围相对于流水线生产扩大了，各工作环节的界限趋于模糊，岗位配置更加灵活多变，对员工的技能要求呈现复合化趋势，不同企业间的技能有较大差异性。柔性生产造就了日本企业独特的生产组织能力，例如渐进式创新，研发与生产的协调，现场改进能力等等。[20]精益生产系统的硬件特征表现为生产设备不一味追求全自动化，而是设计为能够与员工技能相契合的半自动化、容易维修的设备为主，生产现场多以“生产岛”等紧凑模式布局，方便员工沟通和协作。与流水线相比，精益生产更加突出劳动者的技能，技术作为劳动者的辅助手段而存在。

精益生产成为主流之后，团队合作成为重要的工作方式。团队中的每个工人必须掌握多种技能，而每项工作又必须根据产品的不同而做出持续调整。[21]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也从操作技能，转向信息处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多能工成为企业对员工的普遍要求。在精益生产系统下，员工也可以参与生产线的设计布局、生产流程的改良和产品的设计研发等环节，员工的个人意见被视为企业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精益生产系统更加强调员工的综合能力以及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协同，以提高整个生产系统的柔性和效率。

（四）温特制：智能生产系统中的“技术－技能”适配关系

以温特制为代表的智能生产系统中的技术与技能是协同共生关系。智能制造是制造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模拟人类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分析、判断、推理、构思和决策等智能活动，以替代或增强部分人类工作，进而使生产系统更加集成和柔性。在这一过程中对人类劳动者的智能进行收集、存贮、完善、共享、继承与发展。[22]智能制造本质是一种高度集成的人机制造系统，通过各种智能要素构成制造生态，使组织、管理和技术无缝结合。[23]网络协同制造和个性化定制是智能生产的基本模式。

智能制造生产系统主要通过“云大物移智”、虚拟现实、MES系统等软件和传感器、射频识别、增材制造、数据采集器和工业机器人等硬件来实现。以往的职业结构逐渐被智能时代所解构，推动了生产模式和组织模式的持续变革。[24]智能制造重新定义了人、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单个企业覆盖整个制造流程的生产系统已经过时，生产环节之间的边界日趋模糊，纵向集成生产日益普遍，生产过程日益数字化，人类劳动者不再只是产品和技术的中介，而发展成为价值网络的节点，成为生产过程的中心。[25]人和智能技术之间的互动成为常态，生产过程中的人类劳动者不再是简单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是对生产具有创造性贡献的一个重要变量。[26]以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为例，2018年，我国42.2万台工业机器人中有近1.4万台是协作机器人。2019年传统工业机器人的全球销量为35.5万台，同比下降12.56%；而协作机器人销量为1.8万台，同比上升12.50%。2016~2021年，我国协作机器人销量及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51.94%和41.46%，远高于传统工业机器人增长率。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机共生是未来生产系统变革的重要趋势。

三、生产系统演进带给职业教育的新挑战

不同生产系统需要与之匹配的技能。智造时代职业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培养学生具备智能生产所需的新技能，帮助他们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变迁和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

（一）不断涌现的新就业形态对专业设置的挑战

经济社会发展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两者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人才供需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规划与设置。随着智造时代的来临，以新就业领域、新劳动组织方式、新就业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我国职业院校相关技能人才培养规模还远未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供需差距显著。

一方面，智造时代创造了诸多新的就业领域，专业规划还没有及时反映这一趋势。部分高职院在缺少科学调研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就设置专业，导致专业同质化明显，跟不上产业转型升级的节奏。[27]以制造业为例，随着智能制造的日益深化，劳动力市场对智能制造类人才需求持续增长，而大量职业院校的专业规划还没及时对接产业需求，供给量趋于饱和的传统行业依然占据专业数量的主体。另一方面，与新就业形态相关的专业布点数量不足，人才规模还不能满足新兴产业需求。“部分新兴产业对应专业起步较慢，专业设置对接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结构失衡；专业人才培养不能完全满足重点产业发展对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28]

（二）持续迭代的新工作技能对教学内容的挑战

技术进步的就业替代效应是对低技能劳动者的“精准打击”而非对人类劳动者的普遍替代。实证调研发现，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发达省份的非技能劳动力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制造业落后省份的非技能劳动力就业替代不明显[29]，说明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技术的就业替代效应日趋显著，“没有明显特征”的常规劳动力将逐渐被机器取代。[30]

当前职业院校的教学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其一，理论知识和工作知识的“夹生饭”现象明显。由于缺少独立的教育模式，职业院校的教学大多仿照学科逻辑分析知识而缺少围绕工作问题去解构知识，造成学生工作知识缺乏，而理论知识又是速成品。其二，实践教学中缺少对现实工作世界的有效关照。

现实工作世界日益复杂多变，过于细化的教学将实际情况假定为理想化的条件[31]，往往只能关照工作世界的某一方面，对生产过程缺少全局性的把握。但现实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观点，学生很难形成整体工作视野。教学过程缺少对实际生产整体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反映，导致学生实操能力欠缺。

（三）校企间固有的组织差异对技能供需的挑战

校企关系属于组织间市场关系，企业用工需求是随着市场经济环境而变动不居的，加之校企合作对企业约束力不强，由此导致企业和职业院校的合作很可能经常变动，合作关系呈现松散性的特点。在此种关系中，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随市场经济环境变化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权责利的界定与划分模糊，对校企双方没有较强的约束力，导致长时期无法建立稳定有效的合作模式，使学生很难习得劳动力市场亟需的技能。

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我国职业院校组织管理模式以严密的科层制管理架构为主，讲求信息的上通下达和教育政策的严格执行。现代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和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需要敏锐地感知和反馈市场信息，需要资源的高效流转，因此扁平化组织架构是现代企业的主要组织管理模式。这种差异性导致职业院校和企业在面对知识创新时的不同态度。前者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接受速度和程度相对保守，相比企业往往“慢半拍”，最终导致学生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往往不是最新的，甚至学生没毕业有些技能已经落后了。

四、智能生产系统下职业教育的变革对策

生产系统的变革决定了未来劳动者需要具备何种技能。职业教育需要紧跟技能需求变化，从专业规划、培养内容和校企合作等层面进行谋划，培养适应智造时代的高技能人才。

（一）开展预测：增强专业规划与调整的科学性

一个以人为本的劳动世界首先意味着对人能力的投资，使其获得技能开发、技能更新和技能提升，并支持人们完成生命历程中将要面临的各种过渡。[32]2017年，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将“预测和评估技能需求”作为应对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的首要举措。因此，有效分析经济社会变化趋势，把握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是考验职业教育能否抓住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和专业设置是否合理的重要前提。

需求预测就是通过分析人口和经济趋势、技术变革趋势、产业发展目标、客户服务需求趋势等维度来预测未来社会的劳动力需求。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技能供需预测分析体系，对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需难以做到多维度与全方位的测算。加之经济社会新常态下，工作世界发生变化，使得我们无法预测特定的人群将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何从多种工作中选择合适的工作及今后四十年工作生活的特点是什么。[33]建议我国各级财政列支专项建设资金，加快建立起职业教育领域的技能型人才需求预测体系，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科学的“晴雨表”[34]，为专业设置提供指南。

（二）增强参与：对接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

多元参与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协同治理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系统复杂多样并且持续发展变化，因此需要引入不同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多元参与和加强沟通提升治理效能。[35]办学层面，通过吸收多元主体，及时了解政策、产业和劳动力市场信息，提升办学策略的科学性。教学层面，通过创设多元学习环境，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是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办学。当前，职业教育正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走向经济结构转型战略的“核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体系与人才市场需求体系之间的“粘合度”逐渐加强，多种主体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利益相关者[36]，这就需要加强多元参与，通过多方协商畅通技能供求信息，增进人才供需匹配。二是构建多元学习环境。一方面，回归劳动现场，使学生直观了解最新生产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对技术技能是如何要求的，切实提高技能培养的针对性；另一方面，积极运用“云大物移智”等数字技术创设丰富的学习场景，克服场地、技术、经济等的局限，帮助学生了解线下课堂难以接触到的工作世界中的知识和信息。

（三）积极融入：构建紧密高效的校企共同体

一是构建校企合作的利益共同体。校企合作利益共同体需要关注共同成果归属、权益分配和风险共担等重大利益问题。在合作早期阶段应明确校企双方利益关系、成本分担和产生利益冲突时的预案办法。明确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成果归属和使用，兼顾双方利益诉求，构建一个平等和谐的利益共同体。二是构建校企合作的责任共同体。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规定，要“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明确将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纳入企业的社会责任，进一步鼓励并规范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与责任。发达国家大都在国家层面制定了职业培训标准，对企业参与职业培训的目标和内容作了较为清晰规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三是构建校企合作的知识共同体。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需求错位的根源在于作为教育组织的职业院校与作为营利组织的企业的知识生产模式不对称。在客观认识这一差异的前提下，积极促进校企之间的知识与信息交流，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文化融合，学校与企业的文化育人合作，企业文化与学校文化的互动。[37]

结语

工业强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劳动者的技能和人机关系对工业长期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38]，只有高端设备而缺少有技能、有组织的大量产业工人，很难形成制造业的持续竞争力。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而且劳动力规模依然庞大。如果急剧转向机器换人，不仅不利于产业工人的技能升级、无益于解决结构性就业难题，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继续走“代工”、“贴牌生产”的老路，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因此，中国制造业顺利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坚持符合自身产业发展特点的人才培养理念，将生产系统、技能培养、企业治理放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层面予以审视，深入开发劳动者技能并形成高效的人机结合来增强制造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有效避免制造业的“低端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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