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质量是高职教育的生命线，提高质量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伴随高质量发展要求从我国经济领域贯穿渗透到社会发展各领域，成为全面的“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变革关系最为密切的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便迅速地进入政策话语、实践话语和研究话语。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质量提升为主线，提出“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等六个方面的发展目标。高职教育强省江苏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对高职教育办学主体高职院校的高质量发展分类考核机制，全面考核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引导高职院校在不同赛道争创一流，不断增强服务江苏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从功能上看，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属于典型的政策诱导型发展方式，是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党和国家对当今国际国内形势、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等诸多因素进行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发展要求、新发展方式，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职教育改革发展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

虽然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新发展方式在高职教育领域的贯彻渗透，但并非是对经济社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简单移植或复制，它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要求。社会和个体对高职教育的内在需求与有效满足需求的高职教育供给的紧密耦合，是高职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适应性的内在逻辑。高职教育作为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复杂活动，运行发展要遵循两大逻辑：一是适应国家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自身存续发展的“外在逻辑”要求，即“外适性质量”要求；二是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发展，满足自身存续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即“内适性质量”要求。经过多年努力，高职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并形成了我国开展高职教育的基本范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与此同时，社会对高职教育的价值取向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仍不够高。这并非民众对高职教育没有需求，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高职教育自身发展质量还不够高、体系结构尚不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求还不相适应。高职教育只有加快高质量发展才是有效破解矛盾的根本之道。刘鹤在《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文中态度非常鲜明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也是我国经济社会今后一个发展阶段的主题。“必须实现”表明了党和国家对高质量发展非常坚决的态度和非常笃定的信念。高职教育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既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高职教育不断增强适应性、优化类型定位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府主导、政策驱动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主要路径。但长期以来以政策驱动的强制性变迁过程并没有改变民众既有的高职教育观念与认知，所强化的也只是高职教育办学主体高职院校扩招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其内涵并没有在一开始被确定，造成经济社会转型时，高职院校难以从各项职能上真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作为政策话语而非学术话语的“高质量发展”肩负着落实政府“理想指向型”政策的任务，其自身学理性偏弱。伴随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的相互混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高质量”易沦为一个“万能词”或“标签”，可添加在任何语境和话语体系中使用，会使得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政策失灵、价值失落”的潜在风险。因此，增强有效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加快把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从理念和政策法律要求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事实，需要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价值意蕴，并找到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二、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为避免对“高质量发展”概念理解和实践运用中可能出现的标签化、泛化、虚化的风险，我们首先要从理论上努力科学把握“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自觉。

（一）对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

在我国，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领域首先提出的核心概念。在借鉴和吸收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嫁接概念得到教育界越来越多的讨论，内涵变得丰富和具体起来。一是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认识。高质量发展是对教育发展状态的一种事实与价值判断，要在“质”和“量”两个维度上达到优质状态，表现为教育享用价值与质量合意性的提升，包含一定的规模、合理的结构、均衡发展与公平、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趋向，但最根本的是回归与实现教育本质。二是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认识。高质量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变，是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动态过程，与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体的，是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与方式，具有鲜明时代性、守正创新性、持续改进性、全面发展性、公平均衡性。三是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认识。高质量发展是指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发展过程的要素结构及特征、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更加彰显“好”的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是职业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高度匹配、与民众职业教育权利诉求精准契合的内生发展模式。四是对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认识。高质量发展是以规模发展为基础，以类型特征为基点，具有系统性特质，与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等密切相关，可从过程性和结果性两方面，即促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以及高职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身发展达到的状态来理解和把握。

从上述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认识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是教育自身发展到高水平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新质态。尽管当前我们对教育高质量发展还未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但无论从历史视角还是从逻辑演进视角看，它都决定着教育未来发展的根本走向。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兼具“高等性”与“职业性”的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在对外延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等发展方式延续、拓展和深化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内生型发展方式，目标是要充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职教育自身整体性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状态，“高质量的高职教育”是高职教育发展的综合结果，而不只是高的高职教育质量。与提升高职教育质量相比，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更为复杂，既关注提高高职教育质量，还充分考虑高职教育的发展观、价值观、高职院校的发展范式以及高职教育体系等因素，强调高职教育活动的整体性。

（二）对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辨析

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个复合概念，可分解理解为由体现各自本质特征的“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三个核心词构成。“发展”是实现高质量的手段。关于“发展”，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哲学层面，“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向前的、上升的运动变化过程。在历史层面，“发展”是指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趋向更科学、更合理、更全面、更高级的演变过程。在社会层面，“发展”是指伴随着社会进步的社会变迁过程，并内含道德价值意蕴的“社会历史进程”，即社会发展主体运用道德价值理性，引导社会发展朝着应然的、道德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因此，所谓好的健康的发展就是主体在遵循社会发展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既往好的经验，根据新的发展目标和需求，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结合起来，把发展方式和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

“质量”是发展的核心，“高质量”是对发展方式的规定。物理学中的“质量”是指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质量”的哲学含义是指物体在相对时空中的一种物理属性，物体所蕴含能量的多少是物体质量的量度。质量管理学语境中的“质量”是指产品的符合性、适用性和满意性。此外，质量还具有战略性、影响力等特性，如“质量革命、质量中国”等。可以说，质量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与主体需要和体验的结合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发展趋势认识的日渐深化和对个性化、舒适性体验的不断追求，使得满意性质量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故而高质量的产品至少具有8个特征：高性能、显特征、可靠性、合标准、耐久性、可用性、美感性、高认可度。“高质量”关切高职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满足实际需要的能力，高质量高职教育的重要特征就是主体的高满意度。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标尺在于是否真正满足和服务于人民的高质量教育需求，是否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现代化理论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的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论基础，新发展理念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从发展目的论来看，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体系结构，把建设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职教育体系作为核心，使高职教育的发展更加公平且更有质量。从发展价值论来看，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培养和造就大批全面发展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从发展方法论来看，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既要把准现代化的本土性特征，又要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因此，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我们可以尝试将“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理解为：着眼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遵循高职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扎根中国大地，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职教育的迫切需求为导向，以加快内涵式发展为根本路径，以深化各领域改革为关键，以建设中国特色高职教育体系为核心，着力优化类型定位，加快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水平发展新样态，加快实现高职教育现代化，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提供充足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技术技能支撑。可以说，“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蕴含新发展理念和价值选择的高职教育理想、目标及政策建构的一种合法化的工具性概念，蕴含着主体对于“发展为了什么”“应当如何发展”以及“怎样才能发展得更好”的价值选择的意义赋予。

三、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

高质量发展体现的是高职教育扎根中国大地，对系统内外部形势和要求的准确识变、科学应变和主动求变，追求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满足自身需求和外部需求，形成优化类型定位的内涵式发展之路。我们需要在价值维度上把握好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蕴，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自觉。

（一）高质量发展是培养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

教育的本体论的价值使命就是为了美好生活，即教育以美好生活的价值作为终极的、基础性的价值取向。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依据什么价值理想去教育人。进入新时代，我国迈入发展型社会，党和国家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缔造者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现“美好生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抓住百姓最关心、最现实的教育、就业、医疗、环境、社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中，教育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潜能都能得到尽可能充分开发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充分而适宜的教育让社会成员真正具备充分实现人生幸福和自我价值的可能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未来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增多，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新定义知识和技能，社会职业变迁加速，使得每个个体在职业生涯中都要立足岗位持续学习和掌握可发展性技能，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学习必将融入日常生活，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呈现终身性和发展性。学习技能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需要加快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培养和开发个体应对职业变迁的核心素养和可迁移技能是未来我国高职教育应有的职责任务。肩负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重要职责的高职教育要坚持育训并举，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提供丰富多样、完整优质的教育资源，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履行好“四为服务”职责，培育学生为美好生活奋斗的精神和创造美好生活的综合素质与行动能力，将学生培养成为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新人。这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要遵循的“价值理性”。

（二）高质量发展是顺应世界教育变革大趋势的必然体现

发展高职教育，培养数量充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对提升中国制造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国际认可度、影响力和话语权。追求高质量发展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普遍共识。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做到本土化创新与国际化借鉴有机统一。当前国际社会用教育体系的“4A”标准，即教育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进入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可适应性（Adaptability）来判断一国教育体系是否完备。其中，可接受性是指教育是否优质、是否能尊重多元价值，关系到质量问题；可适应性是指教育能否主动适应每个学生个体的独特需求、能否顺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关系到教育体系的弹性。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已实现高职教育的可获得性、可进入性，但在可接受性与可适应性方面还存在短板，这正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2021年11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提出：“教育将我们与世界彼此联系起来，为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增强了我们对话和行动的能力，但要塑造真正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教育本身必须转型。”对于我国高职教育转型而言，就是要明确高质量发展“应该继续做什么、应该抛弃什么、需要创新什么”。德国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典范，卓有成效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是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所在。2017年德国颁发了《教育体系内部融通衔接指南》，构建普职融通的教育体系，进一步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印度为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质量，2002年启动了为期12年的“职业教育质量改进计划”，通过人才培养、院校发展、保障体系、过程监测等方面的改革来促进高职教育改革发展。顺应世界教育变革大势，实现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提升高职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建设教育强国的需要，又是为世界高职教育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应有作用的需要。

（三）高质量发展是高职教育自身整体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跨界的教育，高职教育的目的、功能及其内涵范畴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动态变化，这是高职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作为重要社会子系统的高职教育，其规模的增长必将带来系统质的变化的历史性跃迁。这种逻辑关系符合量质互变的唯物辩证法逻辑、量质并重的古典经济学逻辑以及先量后质的后发国追赶逻辑。另一方面，新时代以来，学生受教育权不仅在外延上从学校教育向家庭和社会教育扩展，而且在内涵上从获得教育机会加快向获得优质教育转变。受教育权的历史性发展对国家提出了“完善体系”和“提高质量”的时代要求，这是我们加快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动因。这两方面的变革要求我们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在高职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转变高职教育的价值观和质量观，转变高职院校发展范式，完善高职教育体系结构，建设“高质量的高职教育”。但由于我国高职教育是在制度设计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应需发展起来的，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面临一些短板：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社会不够，供给质量还不适应产业升级和个体多样化需求；类型定位还不够优化，体系结构还不完善；人才培养能力和技术创新服务能力还不适应技术知识生产新要求；政府包得过多、过于刚性，产教融合的范围窄、程度浅、稳定性不强；部分高职院校主动创新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强；数智化进展缓慢，还不能满足培养具有数字化思维的技术技能人才要求。突破发展短板，增强高职教育的可接受性与适应性，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重新定义智能化时代高职教育的内涵，即高职教育是培养复杂能力的教育，是需要在更高学制层面发展的教育，是需要多个学制层次连续培养才能达成目标的教育。要着眼于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以系统思维认识和坚持整体性改革，即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面向市场、促进就业创业；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坚持工学结合、强化能力；坚持数字赋能，创新教育形态；坚持政府统筹、多元办学；坚持普职融通，建设高质量高职教育体系。

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高职教育质量具有主体性、发展性、实践性、整体性和情境性。这意味着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织缠绕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我们要紧扣优化类型定位，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强优势、补短板，努力构建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样态。

（一）塑造高质量发展认知共识，促进共建共享共治

价值理念的现代化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了民众，依靠民众，有赖于民众的自觉参与和创造性参与来优化高职教育发展环境。而这需要社会多元高职教育价值取向的平衡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高质量认知共识。教育价值具有复杂性和全面性。当前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及个人对高职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如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精英主义与技术主义、经济主义与人文主义、知识主义与能力主义等，这些相互冲突和碰撞的多元价值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挑战。近年来党和国家通过出台系列政策和修订《职业教育法》，明确了高职教育是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高职教育体系结构基本形成，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环境日益向好，但来自需求侧的高职教育质量认知和质量诉求，即学生及其家长和用人单位的高职教育价值取向还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依然认为高职教育是“二流教育”。高职教育质量的民间立场和政策立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这既与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积淀有关，也与现实社会环境有关。因此，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本身是一个解放思想、塑造共识的过程，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建共享共治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做好各种价值取向的平衡和综合工作，科学理性地发挥高职教育质量政策立场和学界立场的主导与中介作用，促进政策立场和民间立场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实现三种质量立场的“视域融合”，塑造最大可能和最大范围的高质量发展认知共识，引导民众认识到“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正确认识“办学层次与办学水平的关系”，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高职教育治理格局。

（二）坚持“大职业教育观”，构建高质量高职教育体系

事实上，教育并未有职业与非职业之分，一切教育皆含职业的意味。所谓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不过是指各种教育的立场而言，并非划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相关联，各种教育的目的都是在培植个人终生活动能力，普通教育为职业教育之基础，职业教育为普通教育的效用。走向体系化建构，为每个个体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既是世界职教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高职教育得以被确立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前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引领，坚持“大职业教育观”，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高质量高职教育体系，是高职教育内在结构合理性与外在功能性的综合体现，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一是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要紧扣公平性、现代性、适应性和先进性，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框架下，科学定位好中职的基础作用，巩固好高职专科的主体地位，发挥好高职本科的引领作用，系统化构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教育结构，推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前教育和在岗职业技能培训等协调发展，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二是加强体现类型特征的职教高考制度设计。满足学生教育选择权，促进技术技能人才自由流动，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办法，实施全国统一的考试模式，构建全国范围内的跨区域招生机制，以职教高考制度的权威性、公平性保障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三是完善国家资历框架建设。以国家资历框架为基础，加强“学分银行”建设，完善学习成果认证制度，促进学分、学历、学位和技能等级的互认互通，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发展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四是建设省域高质量高职教育体系。“区域性”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特征，坚持差异化、多样化和开放性策略，构建与省域共生共长的高质量高职教育体系，增强高职教育的省域适应性。

（三）做实做强“产教融合”，提升技术知识生产能力

高职教育通过技术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和创新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产教融合”是技术知识产生和发展的来源，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途径。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看，“产教融合”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应用情境性、多主体协同性、开放性和组织多样性的技术知识生产制度设计，根本目的和价值是服务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作为顺应高等教育内外部逻辑要求的产物，“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整合产业优质资源育人和技术创新服务的演化过程，是基于知识自由流动和知识形态相互转化的知识融合过程。“产教融合”形成的技术知识形态是一种协作式的、环境适应性强的、混合学习的、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的知识形态。伴随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各行各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速，数据驱动的创新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使得“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不仅更为必需，而且两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使得高职教育学生学习内容的复杂性随之增加，推动高职教育办学上移至职业本科层次，要求基于“普职融通”实现“应用逻辑”和“学术逻辑”的互动共生，加快发展应用学科，培育与高职院校办学定位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优势特色学科方向，夯实专业建设根基，促进将技术技能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提升技术知识生产能力和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高职教育要做实做强“产教融合”，增强“产学研用”创新汇聚能力，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融通，增强高职院校特色高水平发展的后劲。

（四）坚守质量底线，推进增值评价改革

“底线”是全体社会成员无论如何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和规范。遵守“底线”才能去追求理想和价值目标，否则，社会就可能崩溃。“底线”虽然是一种基础性的东西，却具有一种逻辑的优先性。质量底线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根基。我们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不能突破教育的底线，违背高职教育发展规律，背离教育提高个体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的本质，异化为“失去灵魂的卓越”。客观讲，当前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质量底线失守现象。如日常教育教学过程方面，“重教轻学”，对不同基础学习者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关注不够，质量标准体系不完善、执行不严格，“宽进宽出”；专业群建设方面，将关联专业简单物理叠加，化学融合不够，专业群“形似而神不聚”；质量评价方面，将“综合考核”变成重“要素”的“面面俱到”，将“质量”等同于项目、奖项、荣誉、排行榜等表现；“产教融合”育人方面，学生岗位实习在企业关键岗位和领域锻炼机会少，过程监测和考核评价不到位。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防范各种发展风险，我们要自觉增强标准意识、短板意识，守护和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底线，培育质量文化，唤起高职教育主体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质量态度和质量道德，这是“高质量”高职教育的应有之义。避免在质量建设认识和实践上陷入“概念陷阱”，要构建具有阐明教育事理、引领价值理念、推动问题解决、预测未来趋势、提升创新能力以及表达中国话语等功能的高职教育理论知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知识指引。要推进增值评价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导航助力。增值评价作为一种过程性、发展性评价，关注教育过程中的“价值贡献”，旨在“改进”高职教育质量而非“证明”高职教育质量差距，能够增进类型价值理解，推动高职教育民众立场转变，激励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加强累积性发展，是更为公平和适合衡量高职教育质量的评价方式。为此，政府要树立质量治理理念，构建高职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平台，对高职院校办学育人的发展进步程度和服务贡献度进行常态监测与评价，构建发展性政策体系和评价机制，激励和引导高职院校加强办学治校育人能力建设。高职院校要坚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底线，践行“过程主导”质量观，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加强对日常教育教学过程的诊断与改进，促进学生最大增值发展，打造高职教育“质量标识”。

（五）加强高职院校办学治校育人能力建设，打造院校特色“代表作”

全国1518所高职院校广泛分布于祖国各地，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主体。扎根中国大地，提供“适合”的高职教育和“立地式”的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特色高水平发展的根本途径。高职院校要以服务国家战略、地方需求和民众期盼为自觉追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办学定位与发展战略，增强贡献意识和使命意识，扎实谋划并努力打造自身特色“代表作”：培养出大批全面发展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技术创新服务在特定领域或产业具有不可替代性、为民众提供优质的终身学习服务、形成可借鉴的办学理念、模式、标准和治理体系等。以众多院校鲜明“代表作”的贡献度与支撑度彰显高职教育的类型价值，赢得良好社会形象、公信力和话语权，创造乃至引领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需求。高职院校要用好法律赋予的办学自主权，加强办学治校育人能力建设，加快内涵式发展。一是破除“等靠要”思想，抵制各种排行榜的诱惑，树立自主办学的价值信念，发展自主办学文化，加强战略管理，建立贯通衔接的“战略—学校—学院—教科研团队—教师个体”的战略牵引、传递、实施、监测和评估机制。二是对接产业链和创新链，做好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加减乘除”，破除专业壁垒，促进专业交叉融合发展，加强优势特色专业群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三是针对生源结构多元化、发展需求多样化，加强对人才培养过程各环节各要素的精心设计，平衡好知识与技能的关系，制定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的培养方案，重视并发挥好课堂教学立德树人主阵地作用，强化核心素养和行动能力培养，赋能学生顺利走向未来不确定性的社会和美化人生。四是创新人才引进和“双师”素质培养机制，提升教师业界实践经验、教育教学能力和对教育教学过程情感和精力的投入，以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升撬动学校办学水平和层次的提升。五是把握高职教育数智化转型基本逻辑，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学校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教育教学模式，赋能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和精准学生个性化培养，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智慧育人格局。六是强化融合发展，促进产教融合、校地融合、专业学科融合、理实融合，将学校打造成融合发展的平台，把社会需求转化为办学治校育人能力，提高立德树人的质量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