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教育的竞争。职业教育作为支撑国家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和重要基础，需要在“两个大局”中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积极应变，把握数字化转型契机，加快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对职业教育意义重大，不仅是职业教育应对数字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重塑职业教育生态的必然归宿。面对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世界各国纷纷启动数字化转型战略行动。2022年2月，教育部宣布正式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2年3月14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提出要推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数字化升级，打造职业教育数字化“1+5”体系，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教学模式和治理方式变革。2022年3月28日，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一期正式上线，标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迈出重大一步。然而，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1］，正面临着诸多的实践困境。如何更好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既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总结，也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其深入探讨。据此，通过解析内涵要义、剖析转型逻辑、探析推进策略，进而明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思路，更好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实践行动和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明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对认识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和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数字化转型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理解，进而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进行界定和分析。
（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数字化转型被视为第三次数字革命，是在数字化转换和数字化升级基础上的转型［2］。数字化转型虽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但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共识。［3］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性定义最早由埃里克·斯托尔特曼（Erik Stolterman）和安娜·克罗恩·福斯（Anna Croon Fors）在2004年提出，他们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理解为数字技术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引起的变化。”［4］最近，安德烈亚·德·贝姆·马查多（Andrea de Bem Machado）等人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概念研究归为三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数字化转型是基于新的数字技术，如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分析或嵌入式设备；二是组织层面，数字化转型涉及组织流程或新商业模式的变化；三是社会层面，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影响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现象。［5］国内学者祝智庭认为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描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数字化转型看作一种策略或方法；二是将数字化转型视为一种过程或者模式。［6］总之，目前对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性定义虽未形成共识，但整体研究各有见解、成果丰富，亦可窥见数字化转型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
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亦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祝智庭等学者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推动教育组织架构、课程内容、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最终形成具有开放性、适应性、柔韧性的教育新生态。［7］在秉持“过程观”的基础上，杨现民等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技术的综合创新应用来形成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高度适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持续过程［8］，更加强调教育数字化过程中的“数据”要素。朱德全等学者基于对数字技术的学理认识，认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系统性创新发展过程。［9］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涉及技术、组织和社会等各种层面，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种不断引发系统性创变的过程。
综合上述观点，本研究认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在职业教育领域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以价值转型为导向、以数据要素为驱动和以实现系统变革为追求的持续创变的过程，最终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更快地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
（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第一，以价值转型为导向。《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里对“转型”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为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第二种为转换产品的型号或构造。［10］对于职业教育数字化来说，转型意味着一种价值观念的变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产业，这对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之所以要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是因为职业教育作为联系产业、服务经济最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当外部产业环境和经济形态变化时，职业教育对接经济发展和产业岗位的职能促使其要增强自身的适应性，才能够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是因为职业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还在于其自身发展的规定性，也即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因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要由过去简单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教学转向重点关注充分融合信息技术来助力教育生态重构，实现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全方位的育人价值主张和全要素的教育教学流程的转变。这种转变强调从外部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从着眼一隅转向统整全局，从阶段式学习转向支持终身学习，形成适应、开放、融合、持续的职业教育发展生态［11］，从而培养出符合数字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更好带动和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第二，以数据要素为驱动。数据要素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12］当前，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还处于职业教育资源建设的初始阶段，如何对职业教育的用户数据、教学数据以及评价数据等进行收集、分析、呈现和反馈，并利用好这些数据背后的隐藏信息价值，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将成为职业教育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13］要实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职业教育精准教学、智慧治理、多元评价和个性服务，数据是第一抓手，也是最大驱动。2021年11月，上海市教委发布的国内首份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导文件《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年）》中明确强调，要“聚焦数据要素”，把“数据驱动的因材施教常态化”。这在政策层面明确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数据”的重大作用，同时也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找到了关键着力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同样来自职业教育数据，通过对职业教育数据的全要素、全过程、全周期地伴随采集、深度挖掘和综合分析，激活数据要素，在数字基座、数字校园、学生画像、精准教学、智能测评、个性服务等方面聚力突破，以数据驱动和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现职业教育从大规模标准化培养向大规模个性化培养的跃升。
第三，以系统变革为追求。数字化是数字技术革新在某个领域的应用，其终极目标是促进该领域的转型。就职业教育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不能简单地将数字化技术局限于工具性应用或对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应作为一种整体性系统变革的契机。［14］这种变革不是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利用数字化思维和方式实现职业教育生态重构。长期以来，虽然人们对技术能够改变教育生态的现状充满了强烈的期待和坚定的信心，然而人们似乎又一直狭隘地将信息技术单纯地视作教育工具，因而，在教育领域好像“信息技术的作用并未发生”［15］。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要打破这种信息技术的“传统”工具论思维，将数字技术视为变革教育系统的关键力量。从这个意义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追求数字技术的教育应用，而是要促进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把数字技术作为支持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和变革的内生变量，从而实现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的重构。
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
在明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基础上，还要回应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所要面对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需求逻辑回应的是转型“为什么”的问题、目标逻辑回应的是转型“是什么”的问题、实践逻辑回应的是转型“如何做”的问题。通过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需求逻辑、目标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深入剖析，有利于形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指向，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问题、结果问题和方式问题。
（一）需求逻辑：应对数字时代挑战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需求逻辑反映的是转型“为什么”的价值问题。对职业教育来说，数字化转型的需求逻辑就是从根本上回答如何适应“数字革命”的发展需求、响应“数字土著”的成长需求以及回应“数字中国”的战略需求，从而找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意向，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第一，适应“数字革命”的发展需求。当今世界正进入建立在数字革命基础之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16］这次革命与前三次分别以蒸汽机、电力和信息为主导的工业革命明显不同。那就是引发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大体是延展或取代人的体能，而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是延展或取代人的脑能。［17］ 数字革命给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也给“培养人”的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呼唤与产业对接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进行数字化转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能更好地培养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从而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满足“数字革命”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时代要求”。
第二，响应“数字土著”的成长需求。美国学者马克·普林斯基将出生、成长于数字社会的群体称为“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s）。［18］当前“数字土著”学习者是伴随着飞速发展的各种技术而成长的，他们天生熟悉数字化环境，数字化对其生存场域的延展及其生命维度的拓宽得以充分体现。［19］理解、接近、使用、控制数字技术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20］。同时，由于他们的学习方式发生变化，传统封闭的教学空间、集中授课讲解与统一步调的教学组织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数字土著”的认知风格和学习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学习兴趣和动机。［21］此外，数字技术的使用导致了他们思维模式和信息处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2］，这种变化与当下教育环境和学习方式之间的矛盾呼唤着新的变化。而数字化转型正好能够为“数字土著”的职业教育学习者提供与他们认知方式相适应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方式，从而满足他们的成长需求。
第三，回应“数字中国”的战略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足信息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发展大局，高度重视、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设立专篇对“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作出重要部署。我国各领域都把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为重大战略任务，积极广泛地开展数字化创新实践。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教育强国、数字中国战略部署和落实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精神，上海市教委公布了《上海市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年）》，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擘画了新蓝图，凸显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和薄弱环节，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事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推进，关乎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大局。综上所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能简单理解为“更新数字化设备”，而应该将数字化转型作为职业教育适应“数字革命”发展需求、响应“数字土著”成长需求和回应“数字中国”战略需求的价值取向，推动数字化环境下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及其生态的整体变革，为发展数字经济供给具备数字化思维和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目标逻辑：重塑职业教育生态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逻辑反映了转型后“是什么”的结果问题。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接受专访时指出：“数字化的本质是重构教育生态。”［23］因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结果是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教育生态是一个内生复杂的耦合系统，包括教育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运动的总和。［24］同样，职业教育生态也是一个内生复杂的耦合系统，包括职业教育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运动的总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对职业教育生态的影响从职业教育内部组成要素和外部现实环境两个方面来体现。
首先，从职业教育内部的组成要素来看，当前在职业教育系统的组成要素中，无论是课程、教材、教学时长、培养目标还是师生关系、教学环境都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固然与当前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是为适应工业革命人才培养需求的功能密不可分。但是，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范围应用，职业教育生态系统正在遭遇新技术“入侵”，正逐渐打破以往的封闭性，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内涵也正在发生变化，技术的颠覆性作用在职业教育系统内部开始显现。在全面的数字化转型下，职业教育系统必将走向开放，承载职业学校教育的学校组织形态将发生巨变。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将突破工业时代知识传承和技术技能培养的界限，教育时长终将打破“课时”规定而走向终身教育。而承载培养目标的教材以及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也会发生巨变，多类型、多功能的职业教育教学教材供给丰富，课程的内涵也由知识传承向知识创造延伸，围绕课程的教学模式和学习形式也从“以教师为中心”走向“以学生为中心”，师生关系也将被重新定义。
其次，从职业教育外部的现实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呈现出集群式跃进态势。以绿色、智能、普惠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打破了传统行业界限，带来了新的活动领域和分工模式，促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内生动力显著提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2021年，我国“四新经济”新设企业383.8万户，同比增长15.8%，占新设企业总量的42.5%。［25］202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以下简称《大典》）修订完成 ，此次修订后《大典》净增了158个新职业，并且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占职业总数的6%。伴随着“四新经济”、数字经济的强劲发展，社会方方面面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一些旧的低端的职业日渐消失，新的高端的职业不断产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产业日益繁荣，实体产业和数字产业加速融合发展，这些都对职业教育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从人才供给来看，数字技术对经济的影响显著：一方面，职业教育要继续加大提供实体经济发展所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要保障“四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供给，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势必要求职业教育充分考虑数字技术对人才培养的关键性作用，通过把数字技术作为重塑职业教育生态的内驱力，并由此带来职业教育内部的系统性变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也是职业教育适应外部发展环境的内在要求。实际上，职业教育要培养具备数字化思维和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必须先实现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否则难以培养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综上，不论是从职业教育内部组成要素还是外部发展环境来说，通过数字化转型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都是其必然诉求。
（三）实践逻辑：实施全面战略行动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反映的是转型“如何做”的方式问题。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别明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方向，将有利于统领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大局，通过全面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走好职业教育数字化由“跟跑”到“并跑”的关键一步。
首先，在宏观上做好顶层系统设计。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要做好顶层系统设计。一是国家应出台专门针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方案或指导意见，明确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同时，界定政府、学校、行业和企业等多主体的责任边界，制定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图”。二是政府应联合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广泛调研、综合研判、协同决策，通过制定诸如“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标准框架”，规划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容标准、阶段目标和评价指标等，形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施工图”。三是建立国家职业教育数据大脑，统筹推进职业教育数据的汇合与融通，建立统一、安全、便捷的数据汇聚和融通标准，设计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提升职业教育数据采集、汇聚和流动效率，抓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数据要素这个“牛鼻子”。
其次，在中观上加强数字资源建设。资源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优质的数字化资源是改善职业教育先天底子不好，后天“营养不良”的关键“补品”。实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一是持续分级开发国家级、省级、校级数字化教学资源，完善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开发机制，从而增加资源总量；二是持续深入推进资源使用反馈与方式创新，激发数字化资源升级和持续更新的内生动力，进而提高资源质量。另一方面，深入推进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一是学校层面依托“三通两平台”，对标《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高水平推进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最大限度创设移动泛在学习环境；二是省部层面继续开展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项目，通过遴选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的方式更高质量地推动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全面建设和应用。
最后，在微观上鼓励教学实践创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在职业教育教学，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应紧紧围绕教学这项核心业务来推进。一是继续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让更广泛的教师参与到 “国赛、省赛、地市级比赛、校内选拔赛”四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的赛事中，全面提升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和创新水平。二是持续推动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创建工作，建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协作共同体，深入推进数字化环境的“三教”改革，从而形成日常教学的“组合”创新。三是大力支持职业院校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积极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虚拟仿真教学等，探索实现“高效课堂无纸化，探究互动零距离”的创新育人模式。综上，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能只在局部做文章，而要从顶层设计、资源建设和教学创新等不同层面进行全盘化推进，从而实现职业教育系统的创变。
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策略
基于上述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分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可以从价值引领、数据赋能和实践应用等方面进行尝试。
（一）深化价值引领，聚焦数字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面来说，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价值在于能够更好地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换言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的不在于为了数字技术而升级技术，而在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升级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经历了从复苏到崛起的快速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同步加快，总量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繁荣都做出积极贡献。［26］但是，其也存在着供需结构性失衡、创新能力偏弱等问题。［27］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实现制造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根本在于有足够多能够适应新发展形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生产方式和工作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智能车间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机器换人”加速上演。智能化生产系统对技术技能人才工作模式产生了诸如工作过程去分工化、人才结构去分层化、技能操作高端化、工作方式研究化及服务与生产一体化等一系列根本性影响。［28］这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规格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根本在于培养出满足智能化生产系统对技术技能人才工作模式产生变化的复合型高技术技能人才。因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聚焦培养具备数字化思维和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首先，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聚焦培养能够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数字经济”呼啸而来，既带来了挑战，也迎来了机遇。对职业教育来说，数字经济的强势崛起为其提供了一次绝佳的发展时机。如果能够利用数字化变革契机培养出社会经济发展亟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无疑会更好地助力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一种类型教育。
其次，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聚焦培养能够彰显“数字教育”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当今学生作为“数字土著”，天然具有数字能力方面的优势，但数字化时代对职校学生和普通高校学生的要求却并非一样。职校学生除了掌握专业知识、具备数字素养外，还要具有信息化职业能力。职校学生，特别是中职学生在同年龄段的学生中学习能力和自我动机激励水平都比较弱，但未来职业却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问题。［29］因而，在职业数字化转型时如何解决好上述的挑战和问题成为最终转型成功的关键所在，而这归根结底在于能否提升职校“数字教育”的水平，最终使得职业教育的数字教育和技能教育相得益彰。
综上，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价值在于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挑战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既是职业教育适应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职业教育适应职业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
（二）强化数据赋能，推动职业教育业务系统化全方位重塑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涉及职业教育教学方式、学习方式、评价方式、治理方式和服务方式等全方位转变。如何实现上述各个要素的转变，关键在于发挥数据赋能的驱动作用。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的数据是实现职业教育教学差异化、学习个性化、管理精细化、评价科学化和服务精准化的关键因素。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深度挖掘优化，以数据生态延伸价值生态，进而实现教育系统的创新和变革。［30］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数据进行收集汇聚和挖掘优化，以实现职业教育教学管理评价和服务等业务流程与体系的再造与重塑，推动职业教育系统的创新和变革。
一是技术驱动，实现职业教育数据汇聚共享。实现数据驱动职业教育系统变革的前提是将职业教育数据汇聚起来，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首先，通过建立统一、安全和便捷的数据汇聚和融通标准，设计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提升职业教育数据采集、汇聚和流动效率。［31］其次，以学校为中心建立基本数据中心，通过规模化采集教学、行政、科研、管理等数据；汇入职业教育外部公共数据、校企合作以及就业需求等数据，打破数据壁垒，实现跨部门的周期性数据共享，形成职业院校教育大数据仓，为教学管理和服务端的应用场景提供数据支撑。
二是技术赋能，挖掘职业教育数据潜在价值。数据壁垒的逐渐破除，使得将职业教育数据的静态势能转变为改革动能成为可能。首先，在现有的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及省级、校级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国家—省（市）—校三级职业教育管理和服务平台功能，推动平台功能的科学化、人性化和便捷化。其次，通过收集和清洗平台自动记录学生的线上学习、课堂互动和课后复习等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并形成可视化分析报告，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为学生提供更加科学的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最后，利用平台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教学的反馈情况等实现多维度数据分析服务，支撑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实现管理精准化、决策科学化以及服务便捷化，极大释放出数据的潜在动能。
三是数据赋能，实现职业教育教学业务重塑。在前期教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字化技术与数字化思维对职业教育教学、管理、评价和服务方式流程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引导和系统重塑，充分利用数据赋能实现职业教育教学管理端和服务端的流程再造，提升效率、实现协同。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区别之一在于，信息化是实现业务的数据化，而数字化是实现数据的业务化。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本身就是要实现业务流程的重构与再造。就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来说，通过对职业教育数据的搜集、汇聚、清洗和挖掘，能够打破以往业务部门之间由于各自为战而造成的数据孤岛，通过按照数据来组织、管理和运营业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师生少“跑腿”，提供“一号通办、一站直达、一键击穿”的职业教育数字化管理和服务，从而创新教育教学流程，重构职业教育生态。
（三）细化实践应用，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和常态化应用能力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但也不是无处着力和无从下手的。推动教育数字化，必须抓准“应用”这个关键，以应用统领数字化教育各项工作。［32］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要抓准 “需求牵引、应用为王”的关键，而“应用为王”关键在于“用”，只有把握好“用”这个关键，才能真正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取得实效。
对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来说，职业院校师生是“应用为王”的两大关键主体。欲落实“应用为王”，关键要让职业教育师生觉得“有用”“好用”“想用”“能用”。首先，要提升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导者的思维认识，明确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的痛点、堵点和难点，在建设定位上要处理好“高端”和“高效”的关系，在投资效益上要统筹好“可建”与“需建”的关系，在价值导向上要平衡好“有用”和“易用”的关系，保证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真正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发挥实际效用。其次，要提升职业教育师生的数字化素养水平。一是要提升职业院校领导者的数字化领导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提升职业院校领导者的数字化素养及领导力。二是要提升职业院校业务部门技术人员的数字化能力和服务水平。作为执行具体业务和服务师生的专业技术人员，其数字化素养直接关系到学校数字化战略最终的实践和落地，而技术人员在之前的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往往被忽视，推动数字化转型必须抓好这些“中间”力量。三是提升职业院校师生的数字化素养和应用能力。师生能否在数字化环境中开展好教学活动，既取决技术本身的适切性，又决定于自身能力性。
与此同时，要加大力度推进常态化应用，逐步开展和总结职业教育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经验，创新数字时代职业教育教学模式。一方面，出台相应的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管理办法和细则，推进教学新模式的制度化建设，规范师生开展数字化教学，实现应用的制度化保障。另一方面，探索改革教学评价机制，加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并将其作为教师考核的一部分［33］，通过将常态化应用纳入到职教教师的日常教学考核与绩效分配中，提升他们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调动其实践应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最大程度激活数字化教学实践的动力，最终实现教学模式的转变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作者：张慕文，祝士明 天津大学，天津 300350）